2017年4月28日，由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主辦、北京知識產權法院、中國法律說理網和知產力?知產寶協辦的“知識產權裁判中的法律說理”論壇在最高人民法院召開。來自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的知識產權法官和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法學院、清華大學法學院、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以及知產力?知產寶司法數據研究中心的專家學者出席論壇，圍繞裁判說理與司法改革、知識產權裁判中證據事實的認定與法律說理、知識產權裁判中的法律適用與法律說理等問題展開深入、細致的研討。現將主要觀點綜述如下。
一、法律說理在司法裁判中的功能。司法裁判裁判要解決現實中的矛盾和問題，裁判如何說理，說到什么程度，到底起什么作用，涉及到公正與效率和司法公信力。裁判說理與法院的職能定位密切相關，與具體的案件相契合。若脫離這兩點，裁判便會失去其本意。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前后對于司法功能的定位是有區別的，過去主要是要定分止爭，案結事了，判決就是一個執行憑證或者權利證明。四中全會以后，特別是近兩年多的司法改革探索，要求法院在司法中應該起更多、更重要的作用，除了定分止爭和定罪量刑，還要對中國社會的治理做出司法應有的貢獻，要通過司法裁判，給社會提供道德和法律上的指引，解決社會的問題。
二、裁判說理的類型和特點。說理分成三種類型，即細化性、補充性和解釋性說理。據統計，絕大部分的說理的類型屬于第一類，第二多的是補充性的說理，最少的是解釋性說理。裁判說理具有以下特點：首先，裁判說理基于權威的說理，這是司法說理與其他說理的根本不同。它是一種基于立法或者先例權威前提的說理。裁判說理首先要證明這是基于法律規則所做出的，在此之上再考慮公平性與合理性。其次，裁判說理的目的是解決個案問題，這是由其功能決定的。裁判說理對于創制一般性規則這種事情不可有心為之，至于個案的解釋能否發展成一個普遍的規則，是知識競爭的結果，需要實踐的檢驗和法學的接納。再次，裁判說理的影響力在客觀上超越個案，會影響到其他法院的同類裁判，會影響到當事人的期待。
三、裁判說理的原則。一是立法的文本很重要，表達上應盡量以形式主義的方式呈現，要慎重表達創新，除非有極端后果必須要面對，要尊重固有的術語體系。二是要盡量避免一般性論斷。一則與司法功能不符，再則對于法官自己也是一種約束。三是內容應當完整。包括指出適用于待決案件的基本法律規定，為什么援引，如何理解，適用的后果等，要解決法條與案件事實之間的密切關系。四是堅持節約原則。要根據不同的案情和訴訟程序做不同的說理，以必要為限，把案子裁判的依據說清楚即可。五是盡量避免在判決說理中用學術論文的風格進行觀點競爭，要直接針對概念進行解釋，沒有必要對比論證。最后，出現觀點競爭時，要學會合理選擇，作為法官必須遵從合議結果，作為個體的法官可以有別的想法。要培養遵循先例的制度化思維，如果一種解釋在文意上被包容，在結果上與其他的解釋并無差異，并且形成了司法經驗甚至可能是行政經驗，后來者應當盡量保持一致。否則，既增加當事人的成本和訴訟數量，也增加司法者自己的負擔。
四、知識產權裁判的證據說理
第一，技術調查官制度與技術實施的查明和說理。在知識產權裁判領域，技術事實的查明在整個知識產權領域扮演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技術調查官制度新的進展涉及技術調查官制度的發展趨勢和制度細化完善問題。主要包括：一是技術調查官的專業性問題，技術領域的千差萬別，很難保證一個技術調查官就能與所咨詢的案件或者參與案件的技術領域有絕對的吻合。二是技術調查官的中立性問題，技術調查官在選任、指派、回避制度的設計，身份和學歷向當事人披露的程序設定上都需要進一步探索。三是適用公開的問題，以書面形式形成嚴謹規范的報告，增強公信力和法律效力。四是要避免過度依賴的問題，法官要學會通過各種專家咨詢的提供，技術調查官的意見和多方的了解，最終形成一個相對客觀的結論。要實現制度的有效銜接，探索建立技術事實查明多元化機制。
第二，著作權案件中是的認定和說理。對于用數碼相機拍攝的數碼照片，考慮到自帶存儲器轉換存儲的難度比較大，只要當事人提交了存儲在相機自帶存儲器的原始介質，就可以認定著作權歸屬。對于手機和Pad拍攝的數碼照片，如果當事人提交轉錄的照片，要對電子文件顯示出的信息、照片發表情況、發表時的署名、被告使用圖片與原告照片的一致性、被告是否具有合法來源等因素進行綜合判斷。
關于“時間戳”的效力認定，目前北京市法院的司法主要結合簽發時間戳的服務機構資信情況、時間戳的生成方式、時間戳授時和守時監測方面的可信度等綜合認定。除非有證據證明經營時間戳等業務需要獲得行政許可，否則不宜從形式上否定時間戳的證據資格。如果時間戳系經國家法定授時機構“中國科學院國家授時中心”負責授時和守時監測的，在沒有相反證據或合理異議的情況下，一般依據民事訴訟證據的蓋然性標準予以采信。
第三，著作權案件確定賠償數額的證據和說理。按照著作權法的規定，首先還是鼓勵和倡導當事人盡可能地提交損失和獲利的證據以及損失獲利和侵權行為之間因果關系的證據。其次，適用法定賠償通常會考慮稿酬標準和許可使用費兩個因素。稿酬標準是國家規定的，對于許可使用費的認定需要結合當事人提交的許可使用費事實相關的證據進行個案認定，通常會考慮合同本身的真實性、許可合同是否實際履行、許可費的支付時間是不是在侵權行為發生之前，以及許可主體之間是不是存在某種不正常的特殊的關系或者特定的關聯，有些法院提出還要考慮許可人收取許可費以后的納稅情況。再次，裁量性賠償問題，北京法院明確提出對于在適用超過法定賠償額以上的裁量性賠償，一定要由當事人提供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他因侵權遭受的損失明顯高于法定賠償額的上線，對于證據的要求是比較嚴格的。最后，關于賠償數額的說理要避免形式化、格式化和簡單化的論述方式。過去往往是簡單地羅列套話，2016年開始要求進行詳細論述。例如，張偉訴網絡出版社的案件，裁判結合原告的身份、被侵權作品本身的內容、獨創性高低、套話展開做了非常詳細的論述。
第四，產業政策與裁判說理。產業政策內容寬泛，中國版權領域往往涉及重大產業政策的焦點問題，大家都不可能做深入研究，不知道產業政策有何偏好。這種境況下，法官一方面容易基于自己對產業政策的理解或偏好給出不同的解釋，一方面卻強調法律條文本身有明確的要求，這是很大的問題。建議借鑒美國法院的做法，把產業政策分析堅持到底，讓法官更多地了解相關領域的產業政策，規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權。
第五，三段論的適用與法律說理。運用要件裁判法適用三段論至少要有四步：即固定權利請求、確定權利請求的基礎規范、確定抗辯權基礎規范和基礎規范構成要件的分析，最后是要件歸入作出裁判。每一個知識產權案件作出裁決的時候還要考慮到政策，平衡知識產權壟斷權利和其他權利人的利益關系。
綜上，裁判說理是司法之眼，只有通過法律說理才能建設細潤人心的法治。法律說理是一個法律問題，也是涉及哲學、正義、邏輯和政治的問題，還是必然會觸及產業政策的問題。知識產權裁判還涉及科技、文化問題，對科技發展和文化弘揚具有重要意義。法律職業人要把所有的一切都轉化為、過濾為法律問題，要善于在改革創新的大背景下，綜合考慮各種問題，讓人民群眾從每一起司法裁判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 丁文嚴）